拾年 | 刘海鸥：​独立寒秋，内乱时期的乡村女教师

一个转身，光阴就成了故事

一次回眸，岁月便成了风景

作者简历

刘海鸥，笔名凌之，1988年赴澳大利亚马克立大学读博士研究生，后因病辍学。1990年代初开始写作，主要作品有长篇纪实文学《半壁家园》《海鸥南飞》《刘海鸥作品集》三集、《夕出阳关》、姐妹合集《我们的田野》。

原题

永丰十年之二

作者：刘海鸥

十八 

独立寒秋

1968-1978

老师这边人心惶惶，学生那边更不好受。学生的心已经被文革初期的轰轰烈烈造反行动弄得野性难收，学校正处于“无政府主义”最鼎盛的时期，虽说已经“复课闹革命”，重点还是落在“闹革命”上，而学生对闹革命的理解就是闹翻天，上课如同串门，爱来就来爱走就走，没人听讲，没人学习。

老师的威信早已被打翻在地，我到学校的第一天，就得到一个外号“缩脖坛子”，是由我冬天的形象演变而来——胖，脖子短，冬天又穿了厚厚的棉袄，脖子更看不见了。“缩脖坛子”叫快了就演变成了“醋坛子”，其中有发酵膨胀的意思（说起来，不得不佩服这些孩子把外号取得一语中的）。学生特别欺生，我根本不认识的学生也都在此起彼伏地喊“醋坛子”，甚至不论到哪个村子，连那些光屁股的小孩也追在后面大呼我的外号，我的自尊心大大地受到伤害。

不光是我，每个老师都不能幸免，校园里到处可以听到学生们喊老师外号的声音，公开地肆无忌惮地喊，老师刚刚走过去，背后就有一群人扯开嗓子喊“小叫驴！”“兔爷！”“乔耗子！”“来疯子！”“王大傻！”后来又一个新的王老师获“王二傻”的外号。

我教的语文课没有教学大纲，没有教材，不用备课，你随心所欲地出点子吧，只要与“革命”有关就能混过去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抄毛主席语录（这是老教师们的经验），带一本《毛主席语录》上课就够了。上了讲台先“敬祝”一番，然后老师在黑板上写，学生在本子上抄，抄了一会儿，他们就没了耐心，课堂里又开始翻天。管也不听，没辙，老师就上纲上线：“你们这是对毛主席什么态度？”“你们有没有阶级感情？”这种质疑不知说了多少遍，学生们早已当作耳旁风。

实在上不下去课了，就让大家一起念《老三篇》，这倒深受欢迎，不用动脑筋，不用费力气，哇啦哇啦大声一喊，时间就过去了。再不行就唱革命歌曲，这是学生最喜爱的，个个抻着脖子扯着嗓子，声音把房顶都快掀翻了。上课时间你在外面听听吧，老三篇或革命歌曲的狂吼从哪个教室中传出来，不用问，准知道那儿的课又上不下去了。一节课一节课就这么打发了，真叫误人子弟呀。

学校中也有好班乱班之分，但那只是对班主任而言，有经验的班主任不用管，只要在门口一站就把班上的学生吓得悄然无声。这算是“好班”，但这种好班如果是学生不放在眼里的科任老师上课，照样乱成一锅粥。

我刚到校时班是按村分的，我们班的学生是永丰屯的。永丰公社是海淀区最落后的一个公社，而永丰屯又是全公社最穷的一个村子，村中的房子多是黄土脱坯，低矮的房顶上苫着麦秸稻草，看不见一两间瓦房。生产队的分值只有五六分钱，每年每个劳动力也就到手几十元。学生们看不到前途，到学校来就是混日子。

学生一下子摸到了我没有经验的弱点，根本不把我这个班主任放在眼里。我的班是全校最混乱的一个班。

课堂就像是一个自由市场，女生旁若无人地大声聊天，男生肆无忌惮地追跑打闹，干什么的，说什么的都有，打架斗殴的，满口脏话的，甚至还有抽烟的。有一次一个学生上课公然抽烟，我过去从他课桌里搜出一盒烟，是最便宜的“战斗”牌，俗称“掐架”牌，一毛九一盒。里面还剩两根，我气哼哼地拿回宿舍自己给抽了。

上课时，我的大部分时间就是维持秩序，按下葫芦浮起瓢。我特别怕别的老师从门外经过听到或看到教室里的混乱，觉得就像打我的耳光一样让我难堪。

学生们想尽了坏招子捣乱。上着课，我一转身面向黑板，就可能听到“哐啷”一声玻璃打碎的声音，然后就是一阵欢呼“玻璃翠（一种在六十年代风行的家庭栽培植物）！”质问是谁打碎的，学生都不说，看你有没有本事揪出肇事者，揪不出来，“哐啷”的“玻璃翠”声就又会肆无忌惮地响起来。

不光是我的班这样，几乎所有教室的窗子玻璃都是碎的。新的玻璃刚装好，又被打碎，学校管也管不过来，干脆不装玻璃了，由班主任给自己的教室窗户糊上报纸。教室挡得黑乎乎的，当天报纸就被撕掉。冬天冷风飕飕地灌进来，坐窗户附近的同学就不断地嚷嚷冷，把课桌搬到远离窗户的随便一个什么地方，教室里桌椅于是横不成排竖不成行，呼啦啦一大片。这还不算，搬迁过去的学生或被“原住民”排挤或受到“原住民”的欢迎，不管哪种情况，都可以用“打成一片”这个词来形容。

教室里吊着纸顶的天花板全都被捅破，长长短短的顶棚纸片挂在天花板上，顶子上一个个形状各异的黑窟窿中不时掉下一团陈年的灰土。如果是灰顶，学生们就玩“点天灯”。一个火柴盒一根火柴，不知道用了什么技巧，两个东西一摩擦，火柴燃烧着就飞上了天花板，沾在天花板上继续燃烧至烬，然后天花板上就留下一团黑色。每个教室的天花板都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黑烟斑。

课桌课椅没有一个囫囵的，桌面椅子面都与下面铁架脱节，桌腿椅腿已经开焊，东倒西歪，上课时经常有人连人带桌椅坍倒在地，引起全班“炸窝”，看着摔倒学生的狼狈相，我实在想笑，强忍着，差点把嘴唇咬破。

还有一个怪事——教室里每天不是缺桌子就是短椅子，一上课，学生就为抢桌椅打架，老师去各教室借，好不容易找齐，一堂课也快完了。

后来我才发现课桌椅的短缺损毁的原因。

学校有一台黑白电视机，大约是全公社唯一的一台，放在食堂，晚上放电视时，永丰屯甚至大牛坊屯佃等村的学生和农民都来看，从各个教室搬出桌椅，踩着桌子，蹬着椅子，满满登登挤了一屋子。

演完电视，人们一哄而散，就有人摸黑顺手牵羊搬走了学生的桌椅，有的还顺走我们的饭碗。我的一个饭盆勺子也曾丢失过，以后不敢放食堂了。

后来我去各村家访，才发现很多学生的家里都有学校的课桌椅，结结实实，完好无缺地发挥着不同的功能。

看见我的目光落在桌椅上，家长往往有些尴尬，忙打岔转移我的注意力。永丰公社穷，“穷则思变”，思来想去，“变”的方式有限，从学校搬来一些桌椅，倒是快捷的“变”。

冬天，各班的火炉由自己班管理。值日生应该提早到校生火，可是我班的值日生总是踩着上课铃才到校，上课了火还没着起来，学生们搓手跺脚，甚至全班有节奏地跺脚表示抗议。为了避免求爷爷告奶奶地请值日生早来的麻烦，我干脆起床后马上先到教室去生火，没有经验，经常被烟熏得鼻涕眼泪直流。

好不容易把火生起来，学生也有捣乱的方法——呕烟，待火势刚刚稳定，就放湿煤进去，打开火盖，关上烟筒的风门，浓呛的烟立即布满教室，一片咳声，学生们都冲出教室，等门窗大开，浓烟散尽，教室里像冰窖一样，一堂课也过去了。

我最怕的是每天的早操或是学校开大会，各班集合站队去操场。学生成心和我捣乱，就是不排队，拉了这个那个跑，好不容易凑了一支十几人的队伍，转身去教室拉另一个学生时，出来一看，队伍又散掉，人都不知去了哪里。我们班的队伍总是稀稀拉拉，我觉得真是丢尽了脸，多少年后我还是常常做学生出操的恶梦。

一次整队，学生把我整得筋疲力尽，我又气又急。突然间觉得一下子垮掉了，再也没有力量和信心了，我的眼泪涌上来，急忙跑进办公室哭起来。眼泪流完，想着还是要以工作为重，又推门出去了。只见二十多个小祖宗（一个班四十多人，每天最多有二十几个到校）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的，整整齐齐地排在教室门口。眼睛里有点好奇又有点惊慌地看着我。

我一遍一遍地学习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，按照“抓事物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”的教导，在班上男女班长身上苦下功夫。男班长总是揣个手，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同学沸反盈天，老师声嘶力竭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帮助我维持秩序，他说：“我管，他们倒也听？”别的老师告我，男班长的妈在村里名声不好，所以班长也没威信。

女班长头发总是乱蓬蓬的，好像从来不梳，说话含个热茄子含糊不清，吆喝起来，嗓门尖细，满嘴脏话，奇怪的是男女同学们都听她的。她家我常去，穷得不得了，低矮的土房，土炕土地，一堆孩子。一天早上我去她家通知什么事情，推门而入（农村各家都不拴门的），一家人全都在睡觉，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都睡在一张大炕上，还全都光着身子。我吓得赶紧跑出来。心想难怪这些孩子骂起人来一清二楚。

孩子们闹是闹，有时也怪可爱的。冷不丁说出来的话让人忍俊不禁，一次我对学生们的捣乱已经无可奈何，站在讲台上一言不发，一个男孩子突然评论了一句：“独立寒秋”。这句毛泽东的词句用得太恰如其分了，我的脸立时绷不住了，噗哧笑了出来。一笑不要紧，全班以十倍的开怀大笑来回应。

还有一次我穿的深蓝色的罩衣稍短，里面的玫瑰红色棉袄露出了一条边，一走进教室，立刻吸引了学生的眼光，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个男生的声音：“红妆素裹”。农村孩子的幽默感有时真让人惊奇，我又忍不住笑起来，又引起一场哄堂大笑。我发现自从接了这个班，我从来没给过他们一个笑脸，难怪看见我的笑，他们笑得那么开心。

半年后这班学生“毕业”，可算松了一口气。送走了这一班，领导把我安排到离校十几里地远的东玉河村教小学“戴帽班”。所谓戴帽班就是为了方便学生免走长路，而把中学课程搬到小学去上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。老教师根本派不动，就让我这个新教师去。

那时有话说“我是革命的螺丝钉，哪里需要哪里拧。我是一块革命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”。我的工作和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，我的心情并不愉快，但是我只想把工作搞好，不管什么工作。

东玉河十分偏僻，离公共汽车站有十多里，还要穿过一大片庄稼地。周末回家路上，心情非常紧张，就在不久前，那片庄稼地里曾经有一个少女被人强奸后勒死，夜间一场大雨冲洗了一切痕迹，唯一的线索是少女身下保留了凶犯的一个脚印。区里来的警察长时间破不了案，北京市公安局派来一个脚印专家，让东玉河的男性都在他面前走一遍，最后断定是本村一个男青年作的案。

东玉河小学的校长兼老师是一个非常怪癖的人，大约四十来岁，长得非常老相，整天背着个手，驼着个背，像老头一样。他的脸永远绷得紧紧的，我没见过一次他的笑容。小眯眼睛亮晶晶的，有着洞察一切的精明。在学生面前，他不用说话，只要身影一出现，孩子们立刻鸦雀无声。他对学生的训话连讽刺带挖苦带骂，根本不存在以理服人这一说。

不仅学生怕校长，那几个小学老师在他面前也是噤若寒蝉。他对学校的统治完全是家长式的，最痛恨老师回家，不成文的规矩是除了星期六日平时家在城里的老师不准回家。一个女老师经常晚上回家，还得请假，他不阴不阳地说声“去吧。”转过身来对我们骂道：“像她这样的人，不如一头撞死得了。”

事缘这个女老师曾经和一个男老师好过，发生了性关系，又分手。结婚时被丈夫拿住把柄，让她干什么就得干什么，让她回家她就不敢不回家。她在学校家里两头受挤。这样的“风化”事件在当时公社的小学里时有发生，小小的一个农村学校，只有四五个老师，到了晚上本地农村老师回家了，剩下两三个家在城里的男女老师住在学校，晚上一起吃吃饭打打牌聊聊天，日久难免生出感情来。

而校长自己娶了一个漂亮贤惠的农村妻子，他天天回家享受夫妻之乐，毫不同情其他老师的寂寞之苦。

晚上不让回家，却也免去了中学校每晚的政治学习，实在无聊，就约上邻村的几个老师，到供销社花上块把钱，买上一瓶二锅头、半斤粉肠、一包江米条、一包排叉，在老师们租住的农舍里，围着火炉摆上一桌，推杯把盏，骂骂各自的领导，说说张老师长李老师短，就这样度过寒冬寂寥的夜晚，我们称之为“穷欢乐”。

“戴帽班”只办了一年就办不下去了，连老师带学生一起回了中学。

从东玉河回到中学，又分给我一个69届入学的班——一连二排。毫无悬念的，我的话学生根本不听，科任老师下了课就跑来找我告状：学生如何捣乱，课如何上不下去。我的脸简直没地方搁。

我的不服输的劲头上来了，我不相信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还搞不好一个班。我利用下课和晚上时间一个村一个村地家访。

碰上下大雨或下大雪的天气，没有几个学生到校上课，学校只好放假。如果领导开恩不安排政治学习，就是老师们最轻松愉快的时刻，女老师聚集在宿舍里，织着毛活，聊着大天，男老师下棋打扑克。我则充分利用这个时间冒着雨雪家访，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，表扬他们的哪怕是一点点优点。班上几乎每家都去过了，个别生和班干部的家去了不知多少次。

在我感到前途不明，没有希望的时候，有一次一个学生带来两块白薯送给我，我简直受宠若惊，心头一股暖流，头一次对我的工作产生了一点信心。

我不再对孩子们板着脸，开始有说有笑。我对他们非常关心，一个学生在班上不断地咳嗽，我给了他一瓶咳嗽药，吃后见好。一次在修水利劳动时，一个学生的耳部被另一个学生用铁锹无意砍伤，我立刻骑车带他上卫生院，自己掏钱给他看病，处理后又把他送回家。

一个学生坐二等车，在学校门前坑洼不平的路上摔下去，胳臂脱臼，我马上带她去村里土医生王二聊处正骨归位，为了保险又带她去积水潭医院照片子，发现还有骨裂，打了石膏（为此王二聊恨死我了，到学校来讨伐，说我败坏了他的名声）。然后把学生送回家，花了整整一天时间。

这样的事属于“事故”，在如今学校要担负一切责任，付出大笔赔偿，家长也必是不依不饶，但是在那时就是学生个人的问题，与学校老师无关，我只是出于关心孩子而做，还得到了家长的千恩万谢。当我把胳臂受伤学生送回家，她妈妈打了四个鸡蛋摊了一个大鸡蛋饼，一定要我吃完再走。鸡蛋饼忘了放盐，难以下咽，我不好意思说，勉强吃完。

一次，我带学生们一起步行去长城玩，给每个人都照相留念，并且洗印发给大家，孩子们欣喜若狂，很多人是第一次照相。

时间长了这些孩子知恩图报，再也不好意思上课折腾了。

1973年大学开始考试招生（仅此一年，当年就被张铁生“踢了馆子”），我们学校也开设了高中，那些爱学习的农民孩子看到了一线前途，学得很努力。为了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，我编了一个英语活报剧，在全校演出。

短剧讲的是亚非拉美欧各国的人民在中国的天安门碰到一起，各自讲述自己国家的反帝反修斗争，然后表示团结一致，共同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决心。结尾时全班高唱英文的《国际歌》。短剧虽然是空洞的形式主义，但是对农村学生来说很新颖，很受欢迎。不过他们怎么样也学不会唱英文歌，我只好将英文尽量简化，去掉尾音和清浊辅音，并全部变成中文读音，就很滑稽地唱成这样：“阿瑞修瑞那奥他为深，阿瑞修瑞吃奥里而……”尽管如此，这个节目大受欢迎。

我的班越来越好，年底竟评上了一个五好班集体，我也评上了先进工作者。

好不容易把一个班搞好了，我还是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。别的老师上我班的课，尤其是管不了学生的老师，我总是提心吊胆，一遍一遍地跑到教室窗根下偷听动静，生怕又出现问题。

这个班是我带的最后一个班，之后因为所教课目不断变动，就没再当班主任了。

在永丰工作十年，除了两块白薯，鸡蛋摊饼，只有两件以权谋私的“事件”，一件是前面说过的抽了两根没收的“战斗”烟。另一件是一个甲鱼。小闹将猫小一天上学带来一个甲鱼，俗称王八，拴着它在教室里乱走，所到之处引起一片喧哗。我凶神恶煞地没收了王八，叫他放学后到我宿舍来领。

王八是大补，那时市面上早已见不到了，我真想拿去给爸爸妈妈进补。放了学猫小来要王八，我声音不自然地问他能不能把王八给我。猫小非常痛快地答应了，似乎还很高兴。我立刻把王八拿回家给爸妈大快朵颐。

第二天，猫小上课特别闹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，好像说我给了你王八，你该放我一马了吧。

2019年，69届学生举办入学五十周年盛大聚会，一连二排的学生一致要求也请刘老师参加，否则这个聚会没有意义。盛情难却，我欣然回国，五十年后见到这些学生，几乎一个也认不出来，他们一一报出自己的名字，学生们对我热情似火，拉着我集体照单人照没完没了。猫小整个聚会中寸步不离地跟着我，说起王八的事，他已经完全记不得。当年上课抽“战斗”烟的吴同学已经是某单位的党委书记，一再许诺我，需要办什么事，找他立马搞定。

同学们印象最深的两件事一是去长城照相，很多人的手机里珍藏着当年我给他们照的相片，还有一件是当年全班表演的英语活报剧。

离开这些孩子们五十多年后我才知道老师为学生做的事情虽然微小，却点点滴滴进入了学生的心间，当一个老师是值得骄傲的。

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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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轩编辑、子夜审校